使用农药防治农作物病虫草害，目的是要用最少量的农药取得最佳防治效果，并且不引起人畜中毒和环境污染等负面效应。可实际上，喷撒出去的农药只有极少部分能达到要防治的靶标上，Metcalf（1980）做了个估算，从施药器械喷撒出去的农药只有25％～50％能沉积在作物叶片上，不足1％的药剂能沉积在靶标害虫上，只有不足0.03％的药剂能起到杀虫作用。因而，众多学者都认为：“化学农药是高效的，但使用手段却是低效率的”。英国学者Brown 更是告诫农药使用者：“使用农药要像武士手中的利剑，而不应像农夫手中良莠不分的镰”。农药使用中的低效率，不仅浪费大量农药，还使大量农药流失到非靶标环境中，造成人畜中毒、环境污染。如何提高农药的有效利用率，降低农药在非靶标环境中的投放量，便成为农药学科亟待解决的问题，这也构成了农药使用技术在本世纪的主要研究内容。

目前，我国化学防治面积已达2.87亿hm2次，并且还在以每年递增0.13亿hm2次的速度增长，每年，我国都有100万吨农药制剂、1亿吨药液喷撒到农田中。但我国在农药使用的技术理论和技术措施上的研究严重不足，人们一直认为农药使用只是个简单的称量、配制的药物学问题，农药使用技术仍停留在大容量、大雾滴喷雾技术水平上，喷雾机具仍是60年代的“老三样”，工农－16型手动喷雾器年市场供应量一直稳定在1000万台上下。由于以上原因，我国农药有效利用率只有10％～30％，远低于发达国家50％的平均水平，喷撒的大部分农药流失到环境中，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人畜中毒。

1、不重视农药使用技术的研究

农药使用技术涉及学科范围很广，其任务不仅是提高农药有效利用率，还要保证操作者的安全性、环境的相容性。农药学科和植保学科的研究和发展说明，农药的使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农药和药量的药物学问题，而是涉及农药制剂、农药行为、生物行为、施药机具、作物生态、气象因素等多方面和多学科的一门系统工程。屠予钦（1997）等把这样一门有关农药使用技术的综合性系统的研究界定为“农药应用工艺学”。我国植保工作中长期忽视农药使用技术的研究，导致全国存在几千万台喷雾器基本采用同一空心圆锥雾喷头、不同作物病虫草害防治中剂型和施药方式单一化的现状，不能适应不同作物病虫草害防治的不同需要。

2、农药使用者忽视农药使用技术要求，不注意自我保护

我国在农药使用过程中每年都发生大量农药中毒事故，造成人员伤亡。1995年福建果农在对3m高的橘树喷洒剧毒农药时，由于采用背负手动喷雾器在树下逆风操作，人在喷雾过程中完全处于雾云的笼罩下，再加上没有安全防护，两位果农不幸中毒死亡。类似事故每年在我国都发生多起。这主要与我国农药使用技术落后，没有采取正确的防护措施有关。

3、忽视靶标生物行为研究，农药使用靶标针对性差

农药使用的目标是害虫、杂草或作物，这些生物靶标在农药喷撒中并不是被动的接收者，而是有其主动选择捕获性。小麦、水稻叶片在农药喷雾中有“叶尖优势现象”，飞翔中的粘虫对细雾滴捕获能力是大雾滴的1.49倍，同样的药液在有些叶植物上的接触角明显大，而有些植物上的接触角就小。以上这些研究说明在病虫草害的防治中应选用不同大小的雾滴、不同的药液特性等。总观我国目前现状，农药使用技术中没有考虑生物靶标的“特殊性”，不论植株高低，不论病虫草害种类，一种空心圆锥雾喷头包打天下；同一表面特性的药液，既用于叶片润湿性较好的棉花，也用于叶片很难湿润的水稻，造成药液流失严重，违背了“生物最佳粒径原理”和“靶标适应性原则”。

4、普遍采用大容量喷雾技术，对水在农药喷撒中的作用认识错误

在我国，对生物靶标与农药行为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做得很少，习惯于大雾滴、大容量喷洒药液，强调药液从植株叶片上开始流淌为喷雾均匀的指标，过分强调水的作用，稀释倍数成为农药使用说明的主要内容。实际上，水在农药喷洒过程中主要起“载体”的作用，即把药剂均匀地分散并运载到靶标生物体上。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表明，采用低容量喷雾技术喷施除草剂，施药液量为60L/hm2，只是常规施药液量的1/10，却能够取得同样的防治效果。大量田间试验研究说明，降低施药液量，不会降低防治效果。根据农药使用技术原理和喷头雾化性能的差异，同一药剂采用不同喷雾技术，配制的药液浓度应该有差异。